尊敬的各位领导，上午好！我叫崔宇，是知心姐姐青年志愿者法律服务队的队长，来自大同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蒲公英之爱》。
十三年前，学校毕业的我入职检察院成为一名书记员。检察官这个职业对于那时的我是一种陌生，我曾一度认为爱说爱笑爱写作的我进了这么一个枯燥严肃的单位——人生就这么阴差阳错了。我把《起诉意见书》写的像散文一样被批评，大家安慰我，那是领导不懂文学。我在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时，害怕他们记住我的面孔，一直趴在桌上不敢抬头，后来同事们告诉我嫌疑人不看我的脸，主要记书记员的名字，害得我一个多礼拜失眠。
在公诉员的岗位上，干了八年。这八年，对待每一起案件，我都坚持严审细查，坚持用事实说话，坚持依法公正履行职责。自2000年以来，我参与办理各类审查起诉案件近400件，均依法做出处理，追诉漏犯7人，纠正侦查违法60余次，提前介入重大刑事案件20余件。2006年底，震惊三晋的大同市“12.10特莱维美容院强奸故意伤害案”。藏在床下躲过劫难的女孩成为最关键的证人，有匿名电话告知女孩现在某家影楼，当我们急急赶到时，工作人员都支唔着说她已经换地方了。几番耐心的劝说不行我们准备离开，在出门的刹那，我猛不丁的叫了一声证人的名字，角落里有人下意识的答应了一声，接下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同事说是我的机智和敬业感动了证人，其实我更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有道德底线和心底最柔软的良知。
2007年的城区人大会上。几位与会校长尖锐的提出学校周边安全环境差，法制副校长形同虚设。会后，经院党组研究，我们成立了“知心姐姐青年志愿者法律服务队”，由公诉科、侦监科两个科室共36名队员组成，也许是因为我长了一张和“知心姐姐”形象相符的娃娃脸，也许是我平时对帮助别人特别热衷被大家看在眼里，时任团委书记的我被推选为队长。就这样，我的“知心姐姐”生涯拉开帷幕。
其实从参加工作之初，我就坚定地认为：当女性的温润碰撞庄严的检察事业，演绎的定会是一段刚柔并济的美。而“知心姐姐青年志愿者法律服务队”正是这么一群把法律的庄严不可触犯点滴植入我们日常的细碎平凡生活中的女检察官们。
成立之初，我们确定了“学法用法净化心灵，做人做事创造未来”的普法理念。激情洋溢的我们，利用工作之余，挑选学生课余，辗转几趟公交到各个中小学义务普法。其实，刚开始，这实在是一件“听上去很美，做起来很难”的事情。因为要利用工作之余，加上没有固定经费，更没有得力的交通工具，到了学校后校方不重视，老师们觉得正经课还没上好学什么法律，上班后同事们还打趣的说我家孩子说昨天你们去讲课，老师把班里直播的电视都关了，话里话外，有不解更有嘲讽……我们的热情大打折扣，几次之后，说实话，大家有点泄气。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知心姐姐志愿者服务队去大同铁二小讲课。因为路滑，我们迟到了足有二十多分钟，远远地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位老人，一见我们下了车，便热情地迎了上来。因为在雪地里站的时间太久，老人头发上、胡子上都挂满了冰霜，他用力的握着我的手，冻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天气不好我还以为你们不来啦。”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学校外面迎接我们，他不是看门大爷，也不是学校领导，他叫张振昌，时年76岁。退休以后，一直义务担任铁路四所小学的法制辅导员，十多年来，风雨无阻。开讲前老人对孩子们说：“今天张爷爷不讲了，听检察院的叔叔阿姨们讲讲。爷爷过去讲的，都是从书本和报纸上看的，叔叔阿姨们可是专业的……”回去的路上，回想起一路走来的冷落，今天大雪中老人的守候，同去的五名队员都哭了……义务普法的道路确实很艰辛，但是面对这位志愿老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停下脚步？
每一次志愿服务都不是一次简单的法律宣讲和灌输。我们的形式也许不够多样，我们的志愿服务时间也不能影响了孩子们的正常学习，但是我们不满足于机械的去讲一堂课，去做一次报告而没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志愿服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什么经验，讲的内容虽然实用但不生动，讲的过程中看课本、窃窃私语的都是常事。为了更好的贴近孩子们的生活，我自己选修了心理学。我已不满足于去讲一堂课，去做一次报告，而是考虑有多少学生从头至尾在听，起到多大的收益，中间有几次沉默，有几次鼓掌，孩子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怎么可以与他们良好的互动？每去一所学校前，我都会做足功课，先和校方了解听讲座的场地，再了解听讲座的人数、年级、年龄，注意和学生互动，多举他们身边事例，将自我保护编为歌谣。
我们的脚步遍及大同市40多所大中小学校，志愿服务学生4万余人；30余个街道社区，开展法制宣传近100次，接受群众法律咨询1000余次；……现在,在孩子们中间检察官“知心姐姐”是特别有名气的，这个称呼甚至一度代替了我的名字，这个称呼，这份信赖，这种愉悦，会让我在觉得累的时候瞬间充满力量。
去年冬天，知心姐姐服务队走进开发区中学。这是即将拆迁的一所中学，各种因素导致校风都有些松散。开讲的刹那，突然停电，开讲3分钟后，学生们还在嘀嘀咕咕，有人在翻课本，还有后排的学生在玩手机，校长一脸歉意，一边叫教导主任维持秩序，一边和我反复说不好意思。昏暗的阶梯教室，隐约可以看到窗外火红的太阳正在一点点下沉，那是我第一次没用扩音设备讲的一堂课。我问他们：知道今天知心姐姐来做什么？懒洋洋的一片声音，法律讲座。“不！今天我是给你们打气的。你们知道人生最可怕的是什么？”台下有嬉笑有嘀咕声，“放弃自己”，没有声响，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缘故，我辗转多所学校，我不会说普通话，同学们会笑我，我当军乐队的替补，在上场的前一天被替上，原因很简单，正式队员归位了。我没有放弃，今天给你们讲座，为了这次讲座你们知道校长给我打了多少次电话？没有人放弃你们，不要轻言放弃，要珍惜每一次机会，当了替补就可能正式上场；告诉每个孩子学会自救自护，要“见义智为”。后来，许多开发区的同学成为我的QQ好友，栀子花开的季节陆续传来喜讯。我始终相信：有梦想，坚持自己，终会看到曙光。
面向校园的普法服务热起来后，我们知心姐姐服务队又陆续走进了兴国寺、新建南路、柳港园等30余个街道社区。有时，我会在仲夏的午后和社区的大爷大妈搬着板凳闲聊，给他们讲讲生活中的安全防范，逢年过节给大爷大妈讲讲报纸网络上金融诈骗的例子。遇到社区里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我都会格外关注，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抚慰。遇到下雪下雨天气不好，我都会安排服务队的队员们去看看老人们家里有没有新鲜蔬菜、缺不缺生活用品，从不间断。
山橡集团是大同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近年来生产滞后，导致集团剩余劳动力增加。下社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交流，想了很多帮助大家增加收入的点子。其中一项就是鼓励下岗女职工走出来学绘画、学十字绣、学剪纸，可是成品出来了，销路却并不好。队员们通过亲戚朋友，拜访推介，联系了一些单位，把这些下岗女工的劳动成果做为对来宾的馈赠礼品。每次下社区，大姐们遇到我们总是热情的招呼我去家里坐坐。还有孟建梅、倪文兰、焦亮那么多个大学生村官帮助我们搜集最贴近老百姓的民情案例，我们一起做宣传栏，一起演普法小品，一起做各种琐碎的事。惠民里社区的惠民之声广播站，水泉湾龙源社区的政法之家，新建南路社区的“知心姐姐”家园，都是我们的驻地。我们要尽我们的每一分努力，让正义检察，阳光检察深入人心。
知心姐姐服务队成立这六年来，也是我初为人母、事业进步的六年。我从公诉人转到了院团委书记，党组成员、政工科科长，至今作为纪检组长，每一项工作我都要一丝不苟、每一种责任我都会牢记心间。我的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如果说有一项责任我没有全心全意亲力亲为，我想就是我作为妈妈的责任。但这依旧不影响我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我给他讲蒲公英的小伞兵，给他讲小伞兵的大能量。服务队成立以来，我一直是大同人民广播电台《法律伴你行》和交通台《一线传真》的嘉宾主持。虽然在广播电台做节目，很辛苦、很耗时，但却架起了检察官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在那个小小的直播间，我可以宣传法律，可以锻炼应变能力，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音乐与大家分享，可以和喜欢我的听众沟通，帮助他们解决林林总总的法律问题。我7岁的儿子就是我最最忠实的听众，他经常骄傲地向别人夸耀：“听见没，我妈妈在里面说话呢，我妈妈可厉害呢，是最棒的检察官。”
还有我的母亲，就像全天下所有的女性一样平凡普通。母亲是一名特教老师，母亲告诉我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人都要给以足够的尊重，残疾儿童，犯罪嫌疑人，去单位找你诉求的农民工，打出租车时开车的大哥……母亲经常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鼓励我，她说你既然选择了志愿服务，一要认真，二要坚持，对得起人家对你的信任。在每一场法制讲座中，无论台下是小学生，职高生，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干部，还是街道的大爷大妈。对于我来讲，他们只有一个定义，就是——接受我的爱的听众。
一路走来，还有很多人在用他们的行动鼓励着我。
我家小区门口附近有一家小吃店，老板娘总是一张干净朴实的笑脸。孩子“小兵”小学四年级，顽皮可爱，学习一般，生活的压力让他父母无暇顾及他的学业。于是同学、朋友小聚我也尽量安排在这个干净简陋的小吃店，这样我见“小兵”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告诉他写作的基本要点，告诉他如何表达爱，如何辨明是非美丑、遇到危险如何保护自我……一点点的积累，孩子的进步让我们特别欣慰。打动我的是小兵的一篇获奖作文，他曾经特别不愿意提起在城市底层打拼的父母，而在获奖文章里他却写到：我的妈妈没有工作，和爸爸一起经营着一个小吃店。她起早贪黑，十分辛苦。妈妈为了让我吃上热乎可口的早饭特意早上不出摊，有时是煎的金黄的荷包蛋，有时是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我爱妈妈，妈妈爱我。其实志愿服务没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志愿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
五年来，每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们服务队都会走进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带着摄影器材记录感动的瞬间，这次也不例外。但在拍照过程中，一位年轻的老师不经意挡住了前排的孩子，悄悄告诉我白化病患儿特别怕光，闪光灯会让他们不舒服。于是以后的很多公益活动，我们再也没有带过相机，我要用独特的普法故事和深沉的爱来为他们留下回忆，而不单单是影像。我们开始明白，对于某些特殊群体，他们更需要的是尊重和爱。一次嬉戏一次陪伴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单纯资助。
2009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一次扶贫。县领导、媒体、资助者都在，有个资助对象叫“灵川”，当时7岁，父亲出车祸，被人贩从四川拐来的母亲也跑了，留下灵川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女孩露了一面就跑开了，直到我们浩浩荡荡的坐车离去才又隐约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这不是我的初衷，但我记住了张家洼天梦小学。于是在瓜果成熟的季节，我又去了，和我的队员们带着一早起来就从市场上买的肉和米面油，在灵川家院子，葡萄树下包饺子。扎着羊角辫的女孩不再躲避，兴奋的跑来跑去，间隔的还会把院子里的西红柿、黄瓜摘过来……每次去了要返程时，灵川都会站在田埂上，挥着手喊着：阿姨，你们什么时候再来？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高昂着头。那以后，每年大年初一，我接到第一个拜年电话都来自灵川。我告诉自己，我就是灵川的妈妈，我要给她的，除了生活上的物质帮助，还有温暖的怀抱和心灵上的共融。
一次下了广播，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大姐怯怯的问我能不能帮帮她。几次接触下来，我知道大姐叫秀荷，她的公婆多年前外出，惨遭车祸，常年卧床，两个上学的孩子，一家人挤在一间出租屋里，全家就指靠丈夫拿回的血汗。她说自己没有文化，给饭店洗盘子。眼看到了年根，工钱一分拿不回，老板还找人威胁。一家人都说算了，就当白干了，还落个平安，一旦真有什么，连唯一的劳动力也没了。听了我的广播，她就想给我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得到些帮助。我怎么能不帮！我告诉大姐不动声色的寻找些证据，因为没文化和法律知识薄弱的缘故，大姐在具体操作中会不断打电话来问。有几次，我都有些烦了，太难了，难找的证据，先前说好的人证，突然不承认了，老板的刁难，偶尔我也会违心地发出“正在开会”的短信。但每次接通她的电话，我都可以从电话中听出她的希望和恳切。调整一下心情我还是奔走于帮大姐取证和寻找法律途径。终于在那个最冷的除夕夜来到前，在我、以及和我一样做着维权工作的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姐一家人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工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秀荷大姐本人，在单位门口，凛冽的寒风中，娇小的中年妇女，裹着红色的头巾，紧紧抱着一个篮子，她一再说没什么稀罕的，是托人从老家收的笨鸡蛋，来回推让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有这份情就足够了，能让我一生受用。
六年间，“知心姐姐青年志愿者法律服务队”也被授予“第五届山西省十杰志愿服务集体”、“山西省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服务队成员科室侦监科是全省优秀的青少年维权岗，公诉科是全国的优秀公诉团队，我个人先后被授予第八届大同市十大杰出青年，第十届山西省青年五四奖章，第七届山西省优秀青年卫士等省市级荣誉二十余项。2011年12月经近6000万全国网民公开投票推选，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联合授予“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政法干警、全国检察机关唯一获此殊荣的检察干警。2013年3月我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暨平安家庭创建协调组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称号。
有人说我傻，我说你们不知道，我这是工作，也是做善事。公益事业，确实很累，有时还不讨好。没有工作和服务安排的节假日，我大多时间用来陪孩子和补充睡眠。我有QQ，我也写日志，多是一些生活感悟，还有从生活的点滴和不起眼的人身上汲取感动和快乐，我始终相信，多年以后，身边的小人物将是我生命里最闪亮的星星。过去有媒体采访，我还会像个模范人物似的，说不怕苦不怕累，为了什么什么，但今天我想说我很累，但我得到的更多，我的幸福来自于做完好事后内心的满足，还有从我身边每一个普通的人身上挖掘出的温暖。
志愿服务走到今天，有人会说我们不务正业，但我们知道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从一开始，我们主动联系讲座，到如今校方主动邀请我们去讲座。志愿服务是你用心去做某件事，并没有太多华丽的语言和崇高的意志，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责任，我们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这就足够了。有一种付出叫幸福。现在，我已经喜欢上我的检察事业，享受我的志愿生活。作为女性，我喜欢百合、喜欢玫瑰，但我更欣赏不起眼的蒲公英。因为蒲公英的花语是——停不了的爱。我希望我们“知心姐姐青年志愿者法律服务队”就像一只正能量饱满的蒲公英，飞向四面八方，飞进大街小巷，飞到需要维权服务的地方，飞到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去播撒爱的阳光，成就更多更多的爱。
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我很激动。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省院领导，这是对我们志愿普法工作的认可，太难了，六年的艰辛，有欢笑，也有眼泪，我要感谢之心姐姐服务队和我一同普法的35个姊妹，风雨里我们一起走过，我更要感谢一路走来从质疑道鞭策，直到肯定我们服务的大小听众们，志愿普法的路上，我真诚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