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承者,经学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学鼻祖。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作为孔门“文学”高徒,子夏在西河教授期间,继孔子之后整理和传授古文献,对《六经》做出初步的分章、断句和必要的解释,创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即最初的经学。经过子夏及其弟子、后学一代代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批解经之作,如《春秋三传》《子夏易传》《毛诗故训传》《韩诗内传》《仪礼·丧服传》等。汉代立于学官的多家经学,都把自家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子夏。东汉名臣徐防上疏曰:“臣闻六经,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发明章句”开创经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古文献是文明的载体。我们说中国拥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究竟凭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凭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礼乐废,诗书缺”的乱世中勇于担当,以文明传承为己任,下功夫搜集、整理、传授下来的经典文献。倘若这些经典失传,或者没有贴近经典的经学,夏、商、周三代文明将茫无可寻,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也会大打折扣。

子夏整理和传授古文献的功绩,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门弟子难以比并的,其他学派的学者更难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阴阳等学派中人,要想卓然自成一家,就不能不学习古文献、不能不师从儒家。因此,子夏不仅对荀子及汉儒经学一派有深远影响,对于法、墨、道、杂、阴阳等其他学派,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催生或助长作用。他无疑是继孔子之后,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的文化巨人。

子夏是《论语》主编者之一。汉儒郑玄说及《论语》领纂者,两次都提到子夏。有论者以《论语》载有孔子对其批评、告诫为据,排除其主编的身份,显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贤的道德水准。我们知道:在《论语》之前只有官书,没有私家著书。囿于历史惯性,孔子生前及逝世后的一二十年间,孔子言论仅有个别零散记录,绝大多数内容仍以口头形态珍藏在弟子们记忆中,而没人想到“著于竹帛”汇集成书。《论语》实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这里简述如下:

孔子去世后,一些孔门弟子在授徒时,起初只是凭个人记忆引用孔子,随着“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渐萌生出汇编乃师言论集的想法。当此想法和需要日益强烈,才可能将合作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但这时,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陆续步入老年。在发起和共同领纂的过程中,仲弓、有若、子游、子张等相继去世,比较长寿的子夏、曾参在后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从《论语》中有若、曾参皆称“子”等情况来看,在曾参去世后,补充、调整、誊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参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其中收录子夏、曾参语录颇多,则是对他俩在后期接近成书阶段所起重要作用的一种肯定。可以设想,要将个别弟子零散记录的,众多弟子记忆中孔子口述的、具体行为表现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思想材料,编写成确定的文本,需要做多少广泛搜集、反复琢磨、系统梳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劳动啊!使《论语》比较全面、准确地记录孔子思想,成就这个在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经典,子夏和曾参功莫大焉!全体《论语》编纂者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付出,事实上存在过的孔子的思想学说,就有可能像子产、叔向、晏子的那样,因为缺乏比较及时的传述、整理和完善,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记述。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前200年(公元前500年是高峰期),一大批先哲在互相隔绝的世界东、西方出现,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波斯的索罗亚斯特,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摩尼)等。这期间产生了人类至今仍在思考的基本哲学思想,创立了宗教,是人类意识的觉醒期和历史的突破性发展期。此后人类历史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从中获取动力和希望。

△唐欧阳询行楷书《卜商读书帖》资料图片

子夏、曾子等人正处于轴心时代的高峰期,他们传承和主持编纂的中华元典,积淀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与特色,凝聚着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些元典精神滋养下长大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难辨识。这种文明基因的决定性作用,不亚于血统与肤色。《论语》记录孔门师徒的嘉言懿行,也记录其缺点与不足,毫无造神的意图;记录孔子对弟子的批评性评价,并不回避主编者自己,毫无私心,值得称道。如“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所以,国人灵魂的安放不在天国,在于现实担当“内省不疚”;中国也没有占全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没有教皇和宗教战争,没有“黑暗的中世纪”,能够在整体上长期处于古代世界的领先地位。

总之,子夏作为“轴心时代”高峰期的儒学大师,承上启下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为传承和主持编纂中华元典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华文明史的突破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性格的塑造,作出过特殊重要的贡献。

作者:高培华,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4.01.1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